“新型城鎮化戰略，是實施擴大內需的重要支撐，城鎮化是我們國家最大的內需潛力所在，也是拉動我們有效投資的倍增器和擴大消費需求的加速器。”國家發改委推進城鎮化工作辦公室綜合組組長吳越濤在9月26日召開的第五屆中國新型城鎮化理論、政策與實踐論壇上這樣表示。
在7月底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同樣指出，要以新型城鎮化帶動投資和消費需求，推動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創新。
中國內需潛力巨大
目前，中國正處于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雙向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內需成為經濟發展最大潛力，眾多專家呼吁關注內需。
在上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分析，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套馬車，出口、投資和消費三者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相互消漲的關系，出口作為外需拉動力強，但是受外部影響大，當出口受到沖擊時，投資會迅速代替出口驅動經濟增長，內需的貢獻力最為穩定。
“我們一度過多利用投資來驅動經濟增長，最近這些年，我們更加強調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消費起到的拉動作用越來越大。”蔡昉說。他認為，在雙循環發展格局之下，把曾經不太關注的需求側補充上來，讓供給側和需求側形成相互促進的關系。
與此同時，中國內需自身潛力巨大。首先，中國的最終消費占比與其GDP體量不一致。按照官方匯率計算，中國GDP總量占到世界的16.3%，而最終消費只占世界的12.1%。“我們還有4個百分點的潛力可以挖掘出來，它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會非常的顯著。”蔡昉說。
其次，農村居民消費與人口占比不一致。2019年底，中國城鎮化率達到60.6%，占到整體人口比例40%的農村居民在最終消費只占到中國居民消費的22%。蔡昉強調：農村居民消費的提高。是拉動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最大潛力。
吳越濤用一連串數據解釋了為什么新型城鎮化是中國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他分析認為，目前中國每年城鎮化率以平均一個百分點的速度提升，相當于每年有1000萬的人口進入城市就業和生活，必將產生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住房等巨大的投資需求，1.35億進城的農民以及隨遷家屬，現在的人均消費遠遠低于城鎮居民的水平，如果他們能在城鎮落戶或者是穩定居住，每年可以增加消費幾千億元。
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城鎮化的動力依然強勁。從2019年的數據來看，國內生產總值中第一產業的比重是7.1%，與此相對應從事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口比重是25.1%，農業勞動生產率僅為非農業勞動生產率的23%左右。
挖掘內需的兩個方向
如何挖掘城鎮化對于拉動內需的巨大潛力?上述會議的嘉賓們有不同的看法。
蔡昉給出的建議是加速農民的市民化進程。蔡昉分析認為，外出農民沒有得到城市的戶口，沒有享受到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他們收入不穩定，就業也不穩定，由于收入偏低，基本公共服務沒有享受到，也抑制了他們的消費。
目前，中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仍然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低16個百分點。“即使沒有提高城鎮化率，只要把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的城鎮化率缺口填平，也是一個巨大的潛力。”蔡昉說。
增加農民收入和改善分配，被認為是另外一個刺激內需的策略。蔡昉提供的數據顯示，城鄉居民收入五等分組中，目前農村居民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的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最低的20%人口收入的8.5倍;而城市居民收入最高的20%，是農村居民收入最低的20%的22倍。
增加農民收入，根本在于找到中國農業發展的出路。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書記兼院長劉守英分析，中國上一輪的農業化進程遭遇了中國快速的城鎮化，農業出現三個重大反?，F象。
第一個反常是農業占就業份額與農業占GDP的份額的不一致。在農業強國荷蘭、丹麥和日本，農業占就業的份額和農業占GDP的份額隨著城鎮化進程同步下降，而在中國，二者的下降程度并不統一。目前，中國農業占GDP的份額為6%左右，與國際的趨同，但農業占就業的份額仍將近30%。
第二個反常是中國農業回報率低。按照國際經驗，隨著農業占就業份額和占GDP份額的雙雙下降，農業回報率回相應提高，但是中國的主要農產品的利潤率整體是下降的。
第三個反常是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中國勞動生產率低于先進工業化國家，而農業生產率提高，意味著農業跟其他產業競爭力是等同的。
劉守英認為，以上三大反常，主要原因是農業發展的不經濟、即勞動力、土地和資本利用的不經濟。